一代——本沙明日记
一代——本沙明日记 (第1/2页)今日和一个很有意思的朋友聊天，我对他说：我们设想一下，有一个很小资的组织，一群精英闲来无事，又因为追求，聚集在这里，他们的目的是杀人、共创美好未来。那么来猜一猜，这个组织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
朋友是个经济学家，对历史无甚了解，所以不知道历史上这样的组织数不胜数，他想了想，先问了我“精英”的具体含义，然后饶有兴趣地说道：
“从思想角度切入太不实在，我们从经济角度入手吧。毕竟这是一个组织，成员需要有自己的利益标杆，对不对。
“这些精英很放纵，也可以说是很偏激，他们有能力从其他相对人道的角度入手，但偏偏选择了杀人，这说明他们喜欢暴力，没错吧。
“那么他们的利益标杆与暴力息息相关。
“所以，如果暴力形式出了问题，这个组织便会轻易解体。比如成员对于暴力的理解发生分歧，有人喜欢虐杀，有人喜欢杀鸡儆猴，有人喜欢制造意外死亡以保全自己，再比如杀人使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追求，这很正常对吧。即便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袖，也没用。”
我很赞同这个说法，我问他：如果暴力形式没有出错，他们有很明确的暗杀对象呢？
他回答道：“那么有大致两种情况吧。一种是处境暴露，身为精英，一定会被整个社会唾弃、围歼，难以生存，消亡或者金盆洗手；一种便是悄无声息地发展，组织会继续发展下去，不知发展向何方。如果没有明确的理想化目标，没有良好的社会反应，那么这样的组织会很容易走向消极。”
我当时高兴地笑了起来，我很高兴拥有这样目光通透的朋友，我和他多喝了几杯酒。而他笑着跟我说，他其实也看过与“刺客”相关的记录资料。
没错，以上讲的这些内容，打的这个比方，便与一代刺客有关。
可以这样说，这个比方，乃至我的朋友的思考，是一代刺客历史的反映。
奥古斯丁在中国台湾时拜谒了他的岳父岳母和唐家长者，唐老赐予了他“经世”这个名字，足以见得此长者对于奥古斯丁的评价之高。彼时，奥古斯丁已经在大洋彼岸创建了他的杀手组织。
与我跟朋友提出的假设一致，这个组织确实是由一群堪称精英的人建成的，其历史与新一代“刺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当然，二代的成立大部分来源于一代的影响。奥古斯丁凭借着华裔的身份，与中国内陆的走私团体建立了密切关系，将国内的古玩、墓葬品、海淘品广泛聚集，然后销售到市场广阔的海外，所以奥古斯丁一开始就拥有强大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的契机，源于那个神秘的武器店店主，对于这个人，奥古斯丁并未有过多描述，只不过在他的札记和回忆录里，有不少对于此人的感激之言，我们所知道的是，此人对于奥古斯丁的人生观培养、道路指点上造成了深远影响。
奥古斯丁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成立了“刺客”组织。当时帮派的成员只有三个人，他们又在当地招收了一批成员，有趣的是，一代刺客中的大部分人都来自于黑帮。拉斯维加斯处美国内华达沙漠边陲，曾一度是赌博、暴力、犯罪的代名词。二十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使得拉斯维加斯几乎破产，为了增加收入，当地政府促成了赌博的合法化，这一举措促进了当地经济，当然，也加剧了生产关系与经济发展的脱节，资本的变相流通使得这里沦为欲望的都市、人性的地狱，一直到八九十年代，这里仍然有很多黑帮、杀手组织。奥古斯丁在拉斯维加斯待了六年，悄无声息地消灭了两个当地的黑帮大头组织，使得该地只剩下三个较大的黑帮，形成了三方对峙局面，既而“刺客”组织离开了此地。最让人震惊的是，在这段历史中，“刺客”并未与任何人、任何组织发生过冲突，他们甚至没有杀人的记录——我是指在拉斯维加斯境内。
奥古斯丁去的第二个地方，是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蒂华纳，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一直以“黑暗”、“恐怖”作为代名词，偷渡者、罪犯、流民、独裁的黑帮、黑帮叛乱分子，等等云集。一代“刺客”此前有很多杀人特训便是在这里完成，因为这里离美国很近，刺杀这里的罪恶分子“让他们没有罪恶感（某历史评论家之言）”。奥古斯丁在这座城市里发展了四年，使“刺客”扩充到了十二人，分别从一号排名到十二号。正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刺客”内部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这些人是一群精英，他们的目的是杀人，既而尝试稳定社会秩序（奥古斯丁的自传中写道，自己会因为用自身实力使社会秩序的改变而感到兴奋，会因为改良社会秩序而拥有成就感，这便是他的最初动机）。他们在拉斯维加斯成功达成了目的，光荣地转换到了下一个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中，他们发现这里的社会秩序远远不是个体组织能够左右的，因为这里的居民严重缺乏道德素养、知识水平，最关键的是，这个国家腐朽不堪，从制度到社会底层，各种黑暗的利益链条交织着，压榨着最无知的底层平民。一代“刺客”明知这里无法改变，索性将此地看做试炼的场所，他们用各种黑暗分子、*作为目标，训练自身的体能、刺杀、情报分析等能力。他们最终成功掌握了杀手精英们应该具有的高级暗杀能力，然而他们的观念也开始分歧，内部矛盾日渐尖锐。
正如之前我的朋友所说，他们的矛盾，便来自对于“暴力”的观念分歧。
辜临川在《刺客说·一代刺客》中的纪实记叙得很简洁，简洁即反映了事实的简单：
“我那时还没有进入‘刺客’，而此前的组织产生过很严重的矛盾，当时的三分之二的人对暴力上瘾，杀戮使他们失去了理性，甚至扭曲了人生观，原本希望改善社会秩序的他们，因为认识到了人性中固不可彻的黑暗而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暴力手段从原本的辅助地位上升到了以满足宣泄为目的的首要地位，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不听从老师的劝言，于是老师最终失望地离开了他们，只留下了一封当作劝言的书信。和老师一同离开的还有四人，他们一起来到澳大利亚的唐人街，然后收留了我，我成为了三号，而这个组织便只有老师和五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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