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
人事 (第1/2页)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单位叫茶叶公司！我上大学只做了两件事：看书，睡觉。从大三开始，同学们就为着分配东跑西跑。我却是整个就睡不醒。直到知道自己被分配到茶叶公司那天，才像从睡梦中惊醒。脑子嗡地响了好半天，似乎那个夏天所有的蚊子都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还从来没有碰过茶叶，只喝白开水，想奢侈了就喝可乐或汽水。咖啡我想味道一定不错，但那会儿我还没有口福消受。我爸爸也不喝，喝不起。他口渴了就喝凉水。他用木瓢舀了凉水，仰着脖子就灌，喉结急剧地上下窜动，就像有只甲壳虫在里面拼命往上钻。凉水还会从木瓢两边流出来，湿润了爸爸红红的胸膛。胸膛便冒着汽，有点像铁匠淬火。我读高中的一个暑假，随爸爸在田里收稻子。太阳很老，晒得我头发蒙。爸爸口渴了，取过田边的竹筒，咕呼咕呼地灌了几口凉水，然后把竹筒递给我。我摇摇头，没有接过竹筒。其实我渴得喉咙都快粘到一块了。爸爸怪笑一声说，你小子有本事就着劲读书，做个城里人了，天晴在阴处，落雨在干处，坐板凳，摇蒲扇，吃白米，喝清茶！爸爸知道我不敢喝凉水。我是命贱人贵，喝凉水肚子就痛。我妈妈总是把我身体孱弱的罪过揽在她的身上。她说怀上我那年，正遇大荒，她总是吃不饱，而她又不敢像别的女人那样，夜里摸着黑，去偷生产队里的红薯。那年田里的稻子没收几粒，地里的红薯却胀得好大一个的。那年啊，队里的红薯堆得山一样高！妈妈后来老是同我说起那年的红薯，我才慢慢明白，她其实一辈子都在后悔当时没有去偷队里的红薯，才让我身体这么孱弱。我爸爸却认为当年日子那么苦，他们还生了我，养了我，算是我的运气了。不然啊，你还是一口痰哩！小时候听爸爸这么说，我只觉得自己原本脏兮兮的，本是一口痰。只为我的单薄，他总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早先对茶叶的印象只有小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挑担茶叶上北京》。这首歌调子太高，拖得老长，我唱不上去，唱不上去我就不唱了。这也就是我的个性，不肯勉强做任何事情。这其实就是懒，没本事。别的同学四处联系单位去了，我却想自己一个农民的儿子，现在成了城里人了，知足了，还挑什么单位？可真要我去茶叶公司，我着急了。没想到多年前的那个夏日，爸爸无意间的一句风凉话，竟一语成谶。
可我真的不想到茶叶公司去喝清茶。别的系别的班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们班五十四位同学，仅有六位分配到了企业，而我去的茶叶公司，谁也没听说过！就几片破茶叶，还用得着专门成立什么公司？我读大学那会儿，虽不怎么争气，想的却都是些天下大事，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茶叶！见我愤愤不平，有的同学说我农民意识。我愈加愤怒，几乎要动手打那位同学。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最恨别人说我农民意识。他们有关系有门路找到了好单位，却不许我生气。我生气了就是农民意识！农民倘若安分守己，城里人就赞美你朴实、厚道。你稍稍动脑筋想些问题，就是农民式的狡黠。你若执意要平等，就是农民意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成天睡在学校宿舍那张破床上生气，每翻一次身都震得床铺吱吱响。那些找到了好单位的同学，有意撮起鸡屁股那样的嘴巴，吹小曲。我满脑子农民起义的想法，血都快煮沸了。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终于从床上跳了起来，直奔市**。这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我必须去市**上访。我当时思考这事，使用的思维语言并不是“上访”之类的官方语言。我把**说成当局，上访说成交涉，请求**竟成了正告当局。似乎**就是同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板凳上的一个大活人。
我刚准备跨进市**大门，武警战士手一伸，拦住了我。我暗自交代自己镇静，不用害怕。**有什么可怕的？这可是人民**啊！可我的心脏很不争气，扑扑地跳个不停，感觉它已经跳到喉咙口了；脸一定红得像猴子屁股。汗水直流。我几乎口吃了，说了几句自己都理不清头绪的话。武警战士当然听不明白，喝令我去传达室办登记。士兵的粗暴让我感觉到了羞辱，却只好在心里自嘲：秀才碰上兵，有理讲不清。
我想老百姓的浪漫真是好笑，还《挑担茶叶上北京》，谁有本事你挑担茶叶上北京去试试！别说上北京了，你挑担茶叶上这市**来试试！我茫然四顾，不知往哪栋办公大楼去。我瞧准一栋最气派的办公楼，心想那里该是我要去交涉的地方。可刚才士兵的威严已让我的勇气减去了几分，只不过是自己不想这么承认而已。我只好再次调动自己的愤怒，让愤怒给我勇气。
坐在办公室的是位白胖的中年女人，看样子刚打了一个哈欠，睫毛上挂着泪花。见我推门进去了，她忙擦了擦眼睛，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坐下去之后，她又示意我关了后面的门，免得跑了冷气。这里凉飕飕的，太舒服了。冷气开始浇灭我的火气。同一位陌生女人在如此舒服的房间里对坐着，我是第一次，内心有些尴尬。我尽量显得从容些，双手自然地叉在胸前，操着生硬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不时地耸着双肩，像位西方绅士。中年女人微笑地望着我，很专心的样子。她的神情让我感动，鼓舞了我，我更加滔滔不绝。电话响了，她抓起电话，温柔地哼哼喂喂是是哦哦。完了。我刚准备接着说下去，她如梦方醒的样子说，你是说这事啊？不归我们管。然后她客气地告诉我应找哪个部门。我还想申述几句，中年女人先起了身。我只好起来，硬着头皮道了谢。当我拉上门的时候，隐约听见这女人在我身后嘀咕了一声。我脸立即发烧。其实我根本没有听清她说了什么，脸却烫得跟火烧似的。当时我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事，仍然按照她的指点，朝另一栋办公楼走去。外面热得令人憋气。后来我总在想，那女人在我背后说了句什么话？我只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人潜意识里的感觉有时是最准确的。我便猜测，那女人说的一定不是什么好话，十有八九是说我神经病。那个下午，我就在一栋又一栋办公楼间进进出出，一会儿凉，一会儿热。
我不想进任何一栋办公楼了。多年之后，我只要想起**，再也没有想到什么平起平坐的大活人，只回忆起一张张似笑非笑的脸，还有下班时的办公室沉闷的关门声。
我终究不愿回到老家去晒太阳，不想去淋雨，最后还是去茶叶公司报到了。家里听说我分配到了茶叶公司，像是沾了很大的光。父亲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我也像县城里的人一样，天晴在阴处，落雨在干处，坐板凳，摇蒲扇，吃白米，喝清茶。他们没有想到我竟然留在了市里，真是祖上坟场占得好。家乡到这个市里，得坐一整天的火车。在他们的心目中，越是遥远的地方，越是大地方、好地方。最遥远的除了天上，就是北京。天上是好的地方，北京也是最好的地方。我奶奶一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寿命却长得让城里人嫉妒，活到一百零五岁。她老人家所有的记忆只停留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再也不往前走了。所以毛主席真的就永远活在她的心中。她总以为毛主席还活着，经常很向往地猜想毛主席和**的生活，说毛主席真幸福，嘴里老是衔着冰糖，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晒太阳，**就坐在老人家身边飞针走线纳鞋底，她是毛主席的堂客，手艺好，又快，一天可以做好一双鞋。没有这套好手艺，毛主席肯娶她？有时她又说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连红烧肉都不吃了，省下钱来给苏联还账，就忍不住哭起来。
奶奶要是知道我今后可以天天喝清茶了，可能会骂我。因为毛主席红烧肉都不吃了，我还舍得喝清茶。公司正在装修，走廊里尽是涂料桶和磁地板砖。接待我的是人事科长，女的，四十多岁，姓陈，叫陈雪华。我已经在学校那张破床上不吃不喝睡了几天了，想清楚了许多事情。我想这个茶叶公司，不过就是我要走过的一个站口而已。我从这里走进去，就得风风光光地出来。我萌生这个野心，没有任何依据，也许只是在安慰自己。我便很愉快似的，笑眯眯地进了她的办公室。听了她的自我介绍，我便很尊重地叫她陈姐。陈姐戴着副白框眼镜，镜框显然太大了，滑落在鼻尖，压得鼻尖亮亮的，有些反光。我从小就有个毛病，不喜欢发亮的东西，甚至包括光、金等跟亮有关的词。所以陈姐亮亮的鼻尖便格外刺眼。可她安排我坐在她的对面，我天天得望着她亮晶晶的鼻尖。
公司没有空房了，陈姐让我先住在办公室里。我原是最喜欢睡懒觉的，现在只得早早就起来，把办公室打扫干净，等待上班时间的到来。好在是夏天，不用铺床叠被。晚上，我将办公桌上的文件报纸拿开，用几本书做枕头，躺下看书。困了眼睛一闭，就睡觉。
公司所有人都叫她陈科长。有时她不在办公室，别人来问，陈科长在吗？我说你是找陈姐？她不在。别人就说，对对，陈科长。她不在？好几次都是这样，当我说陈姐时，他们就替换成陈科长。我便怀疑自己叫陈姐是不是叫错了。一天清早，她一进门，我就叫陈科长早。陈科长应得比平时响亮多了。笑容也灿烂些。我便后悔起初怎么没有叫她陈科长，却叫陈姐，简直自作多情。
陈科长让我先熟悉基本情况，给了我一大摞文件。这可苦了我。我是那种古板的理科生，如果不是文字特别好的美文，或是特别吸引人的武侠小说，我宁愿看方程式或者化学分子式。如今她让我天天看文件，如何了得！又是夏天，闷热难耐，端着文件看上几行，就昏昏欲睡。我只得隔会儿跑到水龙头边去冲脸。等我冲了脸，回头总可以望见几个民工站在身后，板着脸，很不耐烦的样子。他们在等着接水。我保持风度，说声对不起，不同他们计较。他们是辛辛苦苦，是在帮我描绘公司美好的蓝图哩。我想公司装修好之后，一定气派。
我到公司快一个月了，都没有见到我们的总经理。总经理姓刘，叫刘雅文。听上去是女人的名字，其实是男的。我总没见着他，只天天听着他的名字。领导就是这样，影响无所不在。听久了总经理名字，刘雅文几个字在我头脑里就形象化了，似乎总经理应是位斯文的读书人。副总经理有三位：邢亚礼管业务，排第二；贺发友管财务、人事等，排第三；何平管党务、纪检、监察、工会、计划生育等，排第四。这几位副总倒是见过几面。他们到人事科来过，找陈科长。陈科长介绍我时，他们差不多都说同样的话。哦，新来的大学生？好好，年轻人，好好。
陈科长说刘总很忙，他正在忙着一件大事，申请公司破产。
我听了眼睛都直了。我怎么这么背时倒运？好不容易读了十几年书，从那贫穷的乡村里奔出来，就是为了到一个破产的公司来？
陈科长看出了我的惊讶，便说，你刚接触实际，还不懂。想破产不容易，你得有能耐才能办到。我们公司，破了好啊！
我怎么也想不通公司破产竟然是好事。我只知道公司破产，职工就得失业，就得流落街头。尽管后来我知道我们不叫失业，而叫下岗，但还是想不清楚这事。可陈科长说到这事，却一脸愉快的表情，很佩服刘总的活动能力。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介绍一个奇怪的部落，人死了，家人不能哭，而是哈哈大笑，他们认为人死了就是升了天。我是不是到了那个奇怪的部落？
可是，既然公司要破产了，还装修什么？
我这话问得一定很傻，因为陈科长似笑非笑地凝视我片刻，摇了摇头。
我越来越懵懂。好像林语堂先生说过，人在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上了大学就以为什么都懂得，出了校门又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了。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懂。
刘总还没见着，陈科长同我谈了话，分配我管公司的人事档案。她说，本来，人事档案都由党员干部管，你又不是党员。现在，年轻人加入组织不积极，公司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你先一边干着，一边积极向组织靠拢。我看了你的档案，你在学校表现不错的，组织上信任你。
我却丝毫没有被信任的感觉，倒像被人窥视了隐私，浑身不自在的。其实我在学校表现平平，只是没有挨过处分而已。陈科长说话头一点一点的，鼻尖上的亮光便一晃一晃的。望着这种刺眼的光亮，就像听见玻璃刮在铁皮上，心里躁得慌。听中文系的同学说，这好像叫通感。
档案室就是办公楼顶头拐弯进去的一间阴暗的屋子。选择这样一间屋子作为档案室，实在是个很好的创意。陈科长想拉亮电灯，一伸手，见拉线断了，够不着，就站在门口说，你先清理一下档案吧。
陈科长走了，我架上凳子，才拉亮了电灯。屋子的四壁都摆着大柜子，只有一面墙上的柜子顶上开着高窗，透进些灰暗的光。热浪夹着霉味扑面而来。我忙拧开了电扇。电扇一开，灰尘又扬了起来。我跑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等尘埃落定之后，才敢进屋去。陈科长说过，公司已经好久没有档案员了，档案有些乱，先得清理。
档案管理很重要的啊，档案工作的专业性很强哩，这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啊，你得好好学习，一点一点积累经验。陈科长说着这些道理，表情严肃得就像档案。
其实我清理了几天，发现就这么一回事。这里的档案原是乱七八糟堆在柜子里的，要找一个人的档案就得把几个柜子翻遍。听说原先那位档案员跟总经理搞僵了，有意把档案弄成这样子，赌气出去自办公司了。
我稍稍一想，发现这工作其实很简单，我先列了张表，把所有档案分成在职和离退休两大类，再按姓氏声母分成ABC若干类。表上确认无误了，再按图索骥，分类进柜。四百多人的档案，我用了一天半时间就清理完毕。我有些得意，这毕竟是我走出校门后完成的第一项工作。
ABCD是什么意思？怎么这样分类呢？我们原来是按科室分类的。
我没想到陈科长会不满意，一时语塞，支吾老半天，才说，我想这样分类科学些。公司科室的人员肯定是经常变动的，档案就得动来动去，不方便，还增添了很多无意义的劳动。若是这样，不管人员怎么变动，档案只在一个柜子里不动，省事多了，也好查找些。
陈科长笑笑，说，你读书人，很能说啊！
直到陈科长走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她并不是赞赏我口齿伶俐，而是在嘲讽我。我顿时脸红耳热，心跳加速。独自坐在档案室里想了好久，只好忍气吞声。人家的嘲讽很含蓄，我纵使有火也只能放在心里含蓄着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逐本逐本地整理档案。我很快发现，档案工作原来真的有意思，甚至能让人着魔。我对档案的兴趣是从退休工人李满生的档案开始的。他的档案材料最乱，我不得不一份一份看，结果看到了下面的材料：
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
1958年市茶叶公司合并到土产公司。（我）后到王家桥橘子加工厂任内箱组（组）长，还负（责）加工组工作。加工组的向玉英因（为同我）工作接触较多，我验收出口橘子（要求）太严，工人反（返）工太多，所以少数同志（对我）恨之入骨，造谣说我和向有两性关系。（于是）就召开全公司群众大会，团员大会，诽谤我乱搞两性关系，道德败坏，（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兵痞，混入解放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还说我）偷橘子，作风非党（常）恶劣等罪名，后宣布两条决定：一、开除我的团籍；二、开除我的公职。见我家庭生活困难，允许我在公司做小工。1960年5月，在新店门市部，女职工李明花给小孩喂奶，我就去逗她小孩，摸她小孩的下巴，不小心手指碰着了她的**，她打了我一耳光。公司说我流氓成性，累（屡）教不改，调戏妇人，开了我的批斗会，不准我做小工了。李明花我们是老熟人，平时很随便，也有些打打闹闹的事，她那天是有意出我的丑。打了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党坚持了真理，修正了错误，贯彻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使我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二十七年（之后），在今年12月1日给我彻底平了反，（让我）从（重）见了光明。
我读了一遍，有些读不通，再读一遍，默默加上括号里的字，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退休干部吴大运的档案也有意思，里面有这么一页：
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
1973年，我被抽在公司毛**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剧。女演员林满英从参加工作起就同我在一个科室，平时关系很好，但只是纯洁的革命同志感情。我们平时也开开玩笑，都是很正经的。有回，演话剧《再上井冈》，中间有男女主角耳语的情节。先是我对林满英耳语，我说：“满英，我喜欢你。”其实是开玩笑，我已是有家有室的人了，她是才参加工作几年的小姑娘。林满英不敢不点头，因为是在演戏。过会儿，轮到她同我耳语了，她骂我：“砍你脑壳！”我挨了她的骂，也只好点头，好像我同意她砍我的脑壳。再轮到我向她耳语时我骂了粗话：“我日你妈！”接下来就没有耳语场面了，我看出林满英心里很气的样子，那天她演戏都不太对劲。戏演完了，退到后台，林满英过来说：“我要同你说清楚，你别走。”散后，我跟她到了河边。我有些害怕，因为是我先惹她。她问我：“你为什么要耍流氓？”我说：“我没有耍流氓。我说喜欢你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是真的喜欢你。”林满英就哭了，说我欺负她。第二天，她把这事向组织上汇报了，我就被开除出毛**思想文艺宣传队，被戴上破坏宣传毛**思想和流氓的帽子……
吴大运的文字通顺些，我翻翻他的学历，原来是解放初的高中毕业生。
我突然有了一种窥探别人的冲动。现在我最想知道陈科长档案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我找来她的档案，从第一页看起。她的第一份鉴定表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填写的，时间是1972年。有点看头的是她的自我鉴定一栏：
自我鉴定（政治思想及工作表现）：政治立场坚定，革命警惕性高，敢于同一切反革命言行作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有一次，我看见同寝室的林满英鞋垫上纳有五角星，非常气愤，当面批评她思想反动。我马上将她的错误行为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使她的反革命险恶用心没有得逞。
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思想。一年之内我通读了《毛**选集》四卷，深刻领会了毛**思想的精神实质。晚上熄灯之后，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毛选，结果被林满英报复，她向组织上汇报，说我晚上躲在被窝里看黄色书籍。后来组织上通过深入调查，证实她是诬陷。由于我学习毛**思想积极，被突击吸收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是我第二次生命的开端。
工作积极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苦活争着干，累活抢着干，脏活积极干。工作不怕流汗，革命不怕流血。革命事业高于一切，工作是最快乐的事情。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陈科长的思想政治表现和政治学习都写得很具体，还详写了事件，但写到工作却只有几句空话。也许工作太琐碎，不太好写吧。她的档案里还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这是过了几年的事：
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
1975年，我妹妹陈秋华和王为民谈朋友。王为民同志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儿。我作为姐姐，热情招待他。我妹妹话不多，结果在我家里的时候，我和王为民说话的机会还多些。我妹妹就起了疑心，说我抢她的男朋友。我说没有，她不相信。后来，我妹妹就疯了。她疯了之后，我和王为民照顾她，劝她，给她看病。我妹妹只要看见我和王为民在一起，就要死要活。有一天，她看见我和王为民进屋来，就往外面跑，卧轨自杀了。组织上认为我对这事负有责任。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我想知道她后来是不是同王为民结了婚，查了查她配偶的名字，令我失望，她配偶叫张永生。这名字听上去像位革命烈士。
我猛然想起，一直没有发现总经理刘雅文的档案。查了查索引表，见上面没有他的名字。怎么回事呢？我首先想到的是丢失档案的责任，我接手档案没有同任何人办移交，倘若少了谁的档案，就说不清了。我马上跑去办公室问，陈科长，怎么没看见刘总经理的档案？
陈科长望着我笑笑，问，你想看刘总的档案？
我脸刷地红了，急忙辩解道，没有没有。我清理档案，没有见着刘总的，就来问你。
陈科长又笑了，说，刘总和几位副总他们是处级干部，档案在上面集团总公司，不归我们公司管。
我这才想起来，另处几位副总经理的档案都不在我那里，我没有见过邢亚礼、贺发友、何平等几位的名字。
陈科长说完就低下头看报纸，笑容还挂在脸上。我突然发现她笑起来两边脸颊也亮晶晶地发光，又似乎听见玻璃刮在铁皮上，胸口发慌。因为刚看过她的档案，心里更不是味道。
办公楼终于装修好了，但破产的事还没有搞定。有天，陈科长从刘总办公室打电话过来，让我送文件去，我拿上她要的文件，过去敲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开门的是位小姐，问，先生找谁？
我说，找刘总。
小姐说，你预约了吗？
我说，没有预约，我是……
这时，陈科长开了里面的门出来，说，我说怎么老半天没来哩。陈科长向小姐介绍了我，小姐不好意思，向我道歉。
陈科长没叫我随她进去见刘总，我便回到了办公室。我这是第一次去刘总经理办公室，没想到他那里的规矩就跟电影里似的。
我坐下没一会儿，有位老人进来了，问，人事科有人吗？
我问，您老人家找谁？
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又问，人事科有人吗？
我坐在这里连人都不算，心里很不舒服。可又不好同老人家计较，也不知他是什么来头，到底有什么大事，只好说，我是人事科的，新来的。
老人家这才望我几眼，好像从这时开始我才算个人。他走到陈科长桌前坐下，说，小陈不在？
我说，陈科长开会去了。我见老人家心里有气，不敢告诉他陈科长在刘总那里。
老人家果然有气，说，什么陈科长？我在公司干那会儿，她算什么，还在同她妹妹抢男人哩！
没想到这老头嘴巴这么臭，我只得岔开他的话，问，老人家对不起，不知道您是我们公司的老前辈。您是哪年退休的？
我是八七年离休的。老头儿把那个离字表达得特别突出，提醒我他不是退休的，而是离休的。
啊，啊，您老……
没等我说下去，老头儿严厉地说道，你转告小陈，我离休的问题，什么时候有答复？我在战场上流血流汗的时候，她在哪里？还是她爸爸腿巴边的一坨肉！同我摆谱！
老头儿说罢气势汹汹地往外走。我跟在他身后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叫老人家慢走。为了让老头儿高兴，我尽量低三下四。我觉得自己这样子真的不像个人。我本来就是爸爸说的一口痰。陈科长也不比我高级到哪里去，她原来不过就是她爸爸腿巴上的一坨肉！我这样在心里作践自己，感受到一种恶毒的快意。
我不敢把老人家的原话告诉陈科长，但只说了几句，陈科长就气愤起来，说，他老找我干吗？他是不是离休，国家有政策，关我什么事？有本事他上中南海去。
我问，老头儿是谁？
还有谁？李满生！一个工人，哪有什么离休的？没听说过有离休工！谁不知道？他是我们公司有名的混混。兵痞就是兵痞，一辈子都变不了。
我记起来了，就是这位退休工人的档案最先让我感兴趣的。中国的事情就是有意思，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干部就叫离职休养，别的干部就叫退职休息，而工人资格再老，只能休息，不能休养。
这事越来越好玩了，过后我又找出李满生的档案，认真地看了看。
个人履历：
八岁一十二岁讨饭十三岁一十五岁学徒（理发）十六岁放牛十七岁做长工十八岁被抓壮丁。
填表时间是1954年1月，没有标点，原文如此。下面内容是1968年10月5日填写的。
家庭经济情况（家庭经济情况、人口、姓名、政治态度、职业、生活主要来源、有多少田地、房子、财产）：
解放前：自己壹人靠自己劳动生活，无房无地无耕牛。
解放后：东方出了红太阳，来了救命恩人毛主席和共产党，劳苦人民把身翻。现在全家五口人，爱人，吴友莲，大儿子，李大毛，女李美丽，女李雅丽。五口人都靠我一人工资生活，无房、无地、无耕牛。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会心而笑。心想李满生虽然没有文化，却学会了司马迁的史家笔法，秉笔直书，臧否自见。同是无房无地无耕牛，解放前他只要养活自己一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解放后却要养活五口人。岂不明摆着今不如昔？当年怎么就没有人抓他的辫子，说他诬蔑社会主义呢？但李满生的文化水平显然越来越高了，错字不太多了，标点符号也有了，虽然乱点。这只怕得感谢多年的政治学习。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革命斗争？受过何种奖励、处分？处分的原因？1949年9月15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四三五团、一营、三连任理发员，1954年9月从部队转业回老家，经转业委员会安排在市棉花公司，后来又调到市茶叶公司，在1959年3月说我乱搞两性关系而开除我的团籍。又要我离职，看到我生活困难、准我在公司做小工。这个是（事）到现在还没有帮我搞清，他们说要到运动后期解决。
社会关系（亲戚朋友参加何种党派？与你有什么关系？）：我有一个母亲和大姐姐（两三岁离开）到现在没有找到，还不知母亲姓名，大姐也不知道名字。我五个月死了父亲，父亲的名字也不知道。解放前住在南正街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六叔，六叔名叫李远标，婶婶叫张福桂在广东省、宝安县，原杀猪，因六叔和我立场和关系搞不好，所以没有通信，不知他做什么工作。岳父吴云长郊县供销社工作，岳母夏氏，在燕子镇住，任居民小组长。他们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家读书。
下面是“*****”期间，单位工会负责人填写的李满生鉴定：
“*****”中的表现有何重大问题（由本人单位工代会审查填写）：该同志在“二四”批示后关于对运动不理解说走资派郭朝阳利有肃井冈铁流流毒在我厂当时起到了对运动的阻力当时我造反派起来反对思想转变效（较）好可以来公司结合请酌情分配工作。
以上字迹太难辨认，通篇没有标点，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认全了。一看就知是一双长年干粗活的手写的字，恨不得把笔捏断，将纸凿穿。
李满生的最后一份鉴定表是1986年11月25日填写的，内容都在历年所填的表中重复很多次了，唯一有新意的是关于他母亲的记载：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母亲：1980年我到住黑龙江漠河的妹妹家，异父同母的妹妹，母亲李龙氏，1986年在黑龙江出（去）世。
想来李满生真是冤枉过了一辈子，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到七十多岁才找到母亲。年纪轻轻被抓了壮丁，解放后的全部事业，就是告状。退休前告状，退休后还在告状。看样子他这状要告到闭眼那一天了。这样也叫一辈子，真是的。
陈科长什么事都安排我做，我也只得遵命。因为她是领导。可我做的任何工作，经她一转手，都成了她的业绩，而且总得把我或轻或重地数落一通。说明我什么事都做不好，非得她最后把关不可。我终于明白，她早年的鉴定表里面，为什么说到工作就全是空话了。
有天，陈科长告诉我，她得陪同刘总出几天差，科里事情都让我处理，重要事情请示邢副总经理。她没说到哪里去出差，我也懒得问。
她在家没事，她出去了，麻烦事就来了。那天上午，我正翻着一本很流行的书，叫《老照片》。过去的事情，我本没有多少兴趣，但自从翻了那些发黄的档案，似乎就有了一种窥旧怪癖，对《老照片》这样的书也喜欢上了。突然听到有人在外面大声吵闹，忍不住跑去看看，原来是一位老者在总经理室里，同那位小姐争吵。
什么东西？当上总经理才几天？就摆这个排场！把个办公室弄得跟外国大老板一样，还从外面招小姐进来做秘书！老者头发花白，脸却红得跟长满痱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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