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上）
第四章（上） (第2/2页)程先觉的精神苦难从此就开始了。
过了几天，又有消息传来，李开基并非自杀，他和另外一名被俘在训的原医科学校少尉见习医官当真接到大别山匪特的拉拢信，也确实萌发了潜逃的念头，结果被管教干部察觉。在李开基和这名医官潜逃的时候，皖西公安机关将计就计，联系部队暗地跟踪，击毙六名特务，其中包括潜逃的那位医官学员，抓获两名，李开基已移交司法机关审判。
郑霍山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他是因为屡次写信揭发——实际上多数是莫须有罪名——楼炳光，终于被管教干部侦破，郑霍山的问题定性为“破坏劳动改造，企图搅浑水，以乱视听”。他被司法机关收审是不错，但是没有审出大的问题。他说学习班太枯燥了，他不堪忍受天天脱砖坯的生活，他想有点娱乐活动，反正楼炳光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看看他的笑话，看他日复一日汗流浃背地脱砖坯，权当看大戏了。
据说司法机关很恼火，指责俘虏学习班半年的管教对这个人基本上没起作用，下一步只能劳教了。
03
肖卓然听说郑霍山要被劳教，十分惊诧，因为上次在三十里铺，虽然郑霍山阴阳怪气地跟大伙胡搅蛮缠，但是凭肖卓然对他的了解，其实他是外强中干，他以不配合、不妥协的外衣掩盖他的虚弱。郑霍山这个人并不像他表现得那样一切都不在乎。他在乎得很，他最在乎的，一是面子，二是台阶。
一个月前肖卓然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到三十里铺去看望郑霍山，可以说是建设性的。皖西城刚刚解放，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与人之间彼此戒备隔膜，包括丁范生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肖卓然会带着那么多人去看望一个表现并不好的原国军见习医官。但是肖卓然就是去了，而且不是偷偷摸摸，是大张旗鼓，并且请郑霍山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持各种看法的都有。有的认为肖卓然虽然当了解放军医院的领导干部，但是旧的习气还没有克服，身上有国民党江湖的做派，毕竟出身于国军医科学校嘛！也有人认为，肖卓然在这时候向城工部提出要对郑霍山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力度，拯救一个迷路的人，体现出了这个青年政治工作者的远见卓识，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还有人认为，肖卓然此举是哗众取宠，争取人心。
丁范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与众不同。他关心的是，这个郑霍山是不是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原国军江淮医科学校数一数二的高才生。他现在需要人才。至于说郑霍山此人思想顽固，对解放军成见甚深，丁范生统统不在乎。丁范生的理论是，这个人只要有用，就搞过来用，我们共产党人什么人改造不了？笑话！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能把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都打得稀里哗啦，还改造不了一个郑霍山？那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肖卓然曾经详细地汇报过郑霍山的情况，信誓旦旦地向丁范生保证，这个人并无罪恶，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太大追求的人。他的问题主要是性格上的，过于自信，刚愎自用，而且极其自尊。只要给他台阶，下上功夫，总有一天，他会就坡下驴，对于新政权的医疗事业有益无害。争取过来了，就多一份力量；放任不管，就多一份麻烦。
留用人员要重新登记，不是讹传。没过多久，军管会果然来了文件，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干部，要求各行政部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厂矿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普查。重新登记的人员包括旧政权、旧军队遗留的公职人员。
所谓重新登记，是官方语言，其实就是政审。其内容包括审查、甄别、外调，重新登记的对象包括主动归附新政权的人员、起义人员和投诚人员。如此一来，程先觉也在重新登记之列，汪亦适自然更是必过此关，关于发展程先觉和汪亦适入党的计划，还没出头，便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
程先觉必须说清楚的内容包括历史表现、家庭背景、起义的思想动机、起义见证人、起义过程等。按说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起义者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程先觉在政治处谈过话之后，还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本来，他已经被理所当然地划到了起义者的行列，并且顺理成章地享受了将近半年起义者的待遇，差点儿就被发展为党员了，没想到祸从天降，转眼之间就成了被审查对象，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而且，要让程先觉说清楚起义动机和起义过程，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必须再一次隐瞒汪亦适劝说他起义的事实，这个错误既然已经开了头，就断无纠正的可能，一旦纠正了，他就真的是不老实，真的是欺骗组织了。就算在汪亦适的问题上他自己能够咬紧牙关，但是汪亦适会不会再把问题挑出来？汪亦适也需要保护自己，他不可能舍己为人隐瞒那个事实，他肯定要实话实说。那么组织上是相信汪亦适还是相信他？他拿不准。但是他感觉组织上有可能宁肯相信汪亦适而不一定相信他，因为汪亦适在近半年来的表现，已经不动声色地获取了多数人的好感。
后来的事实表明，汪亦适在接受审查的时候，的确是实话实说了。审查汪亦适的是医院的政治处主任于建国，在解放皖西城的时候，于建国是营教导员，率领部队攻打小东门的就是他，被郑霍山走火打伤的战士马三柱就是他的警卫员，要不是于建国及时喊了一声“枪口向上”，汪亦适早就一命呜呼了。于建国对汪亦适颇有好感，谈话的时候以礼相待。于建国说，汪医生，你不必紧张，一个政权消亡了，另一个政权建立了，对于留用人员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梳理，这是正常的，这也是对同志负责。
汪亦适坦然地说，我不紧张，我反而感到高兴。共产党办事认真，实事求是，这让我感到安慰。
于建国说，其实你的投诚表现，我就可以作证。我们还没有交火的时候，就接到命令，说是守城的国民党军队里面有医科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我们一直喊话，能不开枪就尽量不开枪。我听见了你的回答，目睹了你向我方投诚的全部经过，也判断出你是一个文化人而非铁杆反动派，所以我还交代部队要保护你，枪口向上。
汪亦适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巧的事情。我后来一直庆幸，那么密集的子弹，居然让我这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躲过了，原来是贵人相助。
于建国说，贵人相助谈不上，我们都是中国人，建设新中国需要你这样的读书人。至于投诚经过你可以不说了，我想听听你的投诚动机，是因为保存生命的需要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汪亦适突然激动起来了，好像受到了侮辱，声音很高地说，于主任，你太小看我了，我既不是为了保命，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事实上我在感情上是厌恶国民党的，是希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社会的。我在皖西解放的前三天，就向我们的一位同志表露过我的心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不识时务，但是我不会违背天意。
于建国来了兴趣说，哦，这话是什么意思？
汪亦适说，就是弃暗投明的意思。
于建国说，你有没有明确地说过要弃暗投明，投奔解放军或者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军进城？
汪亦适说，没有。
于建国说，你既然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为什么要含糊其辞呢？要知道，同样的话，可以作不同的理解。
汪亦适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位同志就是地下党。
于建国说，能告诉我这位同志是谁吗？
汪亦适说，既然我和她说的话不能证明我有起义的动机，也就没有必要说出这位同志了吧？
于建国严肃起来了说，汪医生，我这是代表组织给你谈话，面对组织，我们应该知无不言。
汪亦适不吭气，他不想说出舒云舒的名字，他不希望把舒云舒扯进他的倒霉事情里面。
于建国说，为什么不能说出这位同志是谁呢？是不相信组织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汪亦适说，都不是。因为我当时说的话确实模棱两可，再说出来没有意义。
于建国盯着汪亦适，长时间地观察他的表情。汪亦适禁不住这样的目光，心里不禁有点发毛，神情也就不自然起来，两手揪着衣襟说，因为这个同志……因为……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的事情最好不要牵扯别人，尤其是没有必要的牵扯。
于建国笑了说，好，这里面可能有点私事，我们暂时不予追究。你接着说，你的关于起义的想法，还对谁说过？
汪亦适如获大赦，毫不含糊地说，解放皖西城的那天晚上，我接到一封起义号召信，要求我们到风雨桥头，那里有解放军接应我们，我劝说同宿舍的程先觉参加行动，他答应了。我又去找另外一个同学郑霍山，他……当时有点动摇，加上政训处的行动组长李开基的威胁，郑霍山迟迟没有下决心，这样就耽搁了时间。后来李开基让人给我们发了枪，出于无奈，我们只好跟他到了小东门。我是趁乱起义的，但是没想到你们的攻势那么猛，一步之差，起义没有机会了，我在投诚的过程中成了俘虏，后来的情况你都知道。
于建国问，你劝说程先觉和郑霍山起义的事情，有谁能够证明？
汪亦适说，他们都不承认，我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承认。
于建国说，这件事情还是说不清楚。不过，你投诚是事实，而且投诚之后表现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只是，我们将继续调查。你要相信组织，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希望你能放下包袱，继续工作。
04
政治处于主任同汪亦适谈话之后，再一次找程先觉谈话。程先觉还是一口咬定解放皖西城的前一天晚上，他是响应地下党的号召，主动前往风雨桥头起义的，肖卓然可以为他作证。于建国再三追问，在他前往风雨桥头之前，有没有同汪亦适接触。程先觉的回答是，在此之前我们两个人确实讨论过何去何从的问题，他说他接到地下党的通知，要我们去风雨桥投奔解放军，我当时就表态立即行动，他也说要去风雨桥，但是又有点犹豫，又说他要到图书馆还书。我等了他好长时间不见他回来，我还以为他直接去了风雨桥，再后来我听见枪声响了起来，我再也不能等了，拔腿就往风雨桥跑，路上还躲过了国民党的追兵。后来听说他被俘了，我很惊讶。不过，依我对汪亦适的了解，他对国民党军队是没有感情的。他这个人是个书呆子，虽然不问政治，但是从平时言谈中，也能听出来他对国民党军队是不满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国。所以后来听说他被定性为投诚，我完全相信。要不是一念之差，或者不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他起义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程先觉这次的回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要害的环节上既没有推翻原先的说法，同时也巧妙地说了一些有利于汪亦适的话，不像当初在三十里铺张管教问他的时候，一推三六五，功劳都是自己的，别人是个什么压根儿不管。这大约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不敢轻率从事的缘故。
但是于建国不理睬他的拐弯抹角，抓住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穷追不舍。于建国问，你和汪亦适两个人，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到风雨桥头的？
程先觉琢磨了一阵子才说，是他最先说出了接应地点是风雨桥，我最先提出去风雨桥。
于建国问，也就是说，还是你最先提出去风雨桥？
程先觉说，我记得是这样的。
于建国盯着程先觉说，程股长，请你再次确认，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去风雨桥，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向组织说实话，否则，如果我们调查出同你的证词不相符合的事实，后果你恐怕也是清楚的。
程先觉紧张了，脑门上油光闪亮。他掏出手绢，擦了脑袋又擦眼镜，过了很长时间才结结巴巴地说，是他最先说的，不，是我最先说的，不，我们两个都说要去风雨桥。
事情到了这一步，汪亦适的问题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同程先觉谈过话，通过上级组织协调，于建国又到三十里铺，找正在司法机关接受审查的郑霍山和李开基谈话。这回，郑霍山也说了一半实话。
郑霍山说，那天晚上，汪亦适找到我，动员我跟他一起去风雨桥参加起义是不错，但是我怀疑他是到风雨桥去见舒云舒。这个人是情种，加上认死理，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其实这时候于建国已经知道汪亦适接到的那封起义号召信署名是舒云舒，也知道了解放皖西城的前三天同汪亦适谈话的人是舒云舒，还知道了这几个人同舒云舒的关系。
于建国问，你是不是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起义号召信？
郑霍山回答说，是的，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封公开信，并不是写给哪一个人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肖卓然背后指使的。肖卓然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地下党，我们那时候一点都没有察觉。
于建国说，你不要东拉西扯，回答问题要有的放矢。我再问你，你既然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号召信，又有汪亦适劝说，你为什么没有去风雨桥？
郑霍山说，那时候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去了被杀头。
于建国说，照你说来，汪亦适确实是动员你起义了？
郑霍山说，你们希望我说他动员我起义，我就说他是动员我起义。
于建国火了，把铅笔往桌子上一扔说，什么叫我们希望？你要陈述事实！
郑霍山说，他说了起义的话，但是我也不知道真假！
同郑霍山谈完话，于建国又把李开基叫来。李开基说，千真万确，汪亦适是去动员郑霍山起义，我当时在场，我当时心中暗喜。我是有起义想法的，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汪亦适的话是真是假。长官、首长，你是军人，你知道的，战乱年头，人心难测，我不得不防，所以，我给他们发了枪，打算伺机临阵起义。
于建国说，行啦，你用不着给自己贴金了。不是你阻挠，汪亦适起义就成功了，你的问题铁板钉钉。
李开基说，我冤枉啊，我就迟了一步。首长，我是真心起义的啊，阴差阳错啊！
同这几个人谈完话，于建国就回去向丁范生做了汇报。丁范生肯定地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汪亦适这个人是好人。既然是好人，你们弄个材料，给他定性为起义。
于建国说，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汪亦适有起义的想法，但是没有起义的行动，想法代替不了行动，所以他只能定性为投诚。程先觉对起义动摇，但是他最终付诸起义行动，所以程先觉还是起义。
丁范生说，还是那个鸟结论，那你天天调查什么？
于建国说，我要是不调查，连这个结论也不能下。经过这次调查，就是正规的组织结论，就可以进行登记了。
丁范生摸着脑门说，起义也好，投诚也好，不都是回到我们的队伍里了吗？过去我们打仗，就算抓到俘虏，只要枪口一掉，立马就是同志，照样当连长、当团长。王二麻子不就是俘虏吗？现在是729团团长，他妈的比我还神气，管着一个武装野战团。
于建国说，还有一个问题。重新登记之后，还要重新参军。
丁范生愕然，瞪着眼珠子问，他们不是已经参军了吗？
于建国打开文件夹，在丁范生的眼前晃了晃说，现在有新规定，凡是在皖西城解放后的留用人员，过去由各单位自行征召的，均无在编军籍。部队要进行整编，一部分要集体复员，另一部分要重新办理参军手续。
丁范生说，那好，这件事情归谁管？啊，归政治处，那你们政治处就办吧。
于建国又打开了文件夹说，军区还有新规定，兵员问题要走向规范化，凡是留用人员参军，必须经过上一级党委批准。我们现在是双重领导，兵员问题归江淮军区管，所以还要报军区，这件事情行署和警备区管不了啦。
这段时间，不仅汪亦适备受煎熬，程先觉如坐针毡，就连肖卓然的日子也不好过。肖卓然没有想到，当初他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手段动员起义、归附、投诚的二十多个原医科学校的留用人员，在近半个月里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
有些人还比较坦然，像汪亦适，实话实说，让去谈话就谈话，谈完话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还有些后续工作，连地方都知道了，荣军医院在搞政审，原先国军医科学校留下来的那些人可能要被清除出去，汪医生可能要坐牢。
传说越来越玄乎，几乎到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地步。地方上有些参加过战争的游击队和民兵干部，有的火急火燎的要到荣军医院“排雷”，怕汪医生垮台了，他们体内的隐身**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怕这个时候去做手术，就是送到菜板上的肉，万一汪医生想不开，狗急跳墙搞报复，往革命同志的身体里塞上棉球搁上一把镊子，那不就是做了牺牲品了吗？这种可能也不能排除。
希望赶在汪亦适垮台之前来找他做手术的人毕竟还是多数，所以汪亦适还是很忙，白天一台一台地接着做手术，那个用来盛弹片弹头和其他战争遗留物的脸盆，已经快装满了，每天还在叮叮当当地增加着内容。丁范生指示，这些东西不许扔了，必须保留，以后可以作为荣军医院初创时期工作成绩的见证。
有天晚上，肖卓然到汪亦适的宿舍里看望汪亦适，想跟他谈谈，摸摸他的思想状况。汪亦适见到肖卓然，神情有点淡漠。肖卓然说，我原先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认为回到革命队伍就是革命者了，这说明缺乏经验，犯了小知识分子轻信幼稚的毛病。但是从大局上讲，从纯洁革命队伍的立场上讲，政审是必要的。有问题自然要说清楚，没有问题自然会水落石出。这不是坏事。
汪亦适说，我当然知道不是坏事，我倒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把问题弄清楚。
肖卓然说，我知道你的历史是清白的，现实表现也很好。这个程序走完，就再也没有思想包袱了。
汪亦适说，我本来就没有思想包袱。我是学医的，国民党需要医生，共产党也需要医生。这一点我看得明白。
肖卓然说，你能够这样看问题，我真是感到欣慰。要是大家都能这样深明大义、泰然处之就好了。人与人不一样啊！
肖卓然感慨的是程先觉。程先觉在接受政治处谈话之后，就处在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最初他怕谈话，怕于建国再找他，夜里睡觉，门外有动静，他就会支着耳朵半夜睡不着觉，有时候甚至会梦见来人抓他。可是自从那次谈完话之后，再也没有动静了。再到后来，程先觉又隐隐地盼望找他谈话，他总觉得前几次谈话他的表现都不是太让人满意，前后有些矛盾，有些不能自圆其说，东拉西扯、平白无故地把自己扯出很多把柄来，他希望组织上能够再听他解释解释。但是没有，组织上再也不找他了，这反而让他诚惶诚恐，不知道组织上对他到底是个什么看法。
白天程先觉还得去上班，多数时间都是在手术室里帮忙，有些小手术，他也亲自出马。他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在医院这样的地方，还是搞业务比较吃香，即便政治上有点瑕疵，如果业务上有建树，一般来说地位是相对稳定的。在这一点上，汪亦适就是个例子。程先觉有点后悔刚到荣军医院的时候，不该贪那个虚荣，去当什么业务股长，万一这次重新登记过不了关，他真不知道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而汪亦适就不一样了，自从到荣军医院，姿态就很低，做事不紧不慢，做人不卑不亢，手术一丝不苟，废话一句不说。丁范生对汪亦适印象很好，于建国对汪亦适也似乎很有好感，这可以从他不遗余力地了解汪亦适在皖西解放前一天的真实表现中看得出来。
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后来情况终于明朗了，这次留用人员重新登记，虽然起因于大别山残匪叛乱，但其实还有更深的背景，并非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新政权成立后的一次必需的程序，通过重新登记，搞清历史问题，排除坏人，纯洁队伍，从而实现定编定岗。
但是有一个情况令荣军医院多数人始料不及。重新登记的材料报到江淮军区之后，经过政治部门严格把关，有些原先已经被批准参军的留用人员，又被清除出去了，这里面就有汪亦适。理由是，在参军这个问题上，首先吸纳地下工作者，其次吸纳起义者，至于投诚者和俘虏者，暂缓吸纳，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