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告别赛
44 告别赛 (第1/2页)当南京发现一例被确诊染病后，整个城市似乎都按捺不住了，在这个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消息通过各种媒体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很快就是天下大乱了。人们心中的恐慌比那病毒传染的还要快，各种的媒体报纸每天都会整版整版的报道非典的疫情和进展，就算没有新的消息，他们也会不厌其烦的拿出昨天的消息重播一遍。如果有了一个病例死亡，那么当天的《扬子晚报》便会至少多出两版来细说其中的故事。学校的封闭也越来越严格，甚至连去参加面试的毕业生都不能走出校门。如果有了非要出去的时候则要层层审批。99届的一个师兄从北京面试回来后甚至连校门都没进，就被直接送去了学校的宾馆隔离观察了一个星期。
眼看着99届的同学就业形势严峻，系里的老师也是急的团团转而又无可奈何。盼着外出求职的毕业生们被统统的关在校园里，网络和电话则成了毕业生们与外界交流的主要工具。到了后来，当看到非典似乎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后，很多人又开始纷纷降低自己的求职标准，求职的医院也由省级降到了市级，又由市级降到了县级，那些在之前连瞧都懒得瞧上一眼的小医院又被拉回了视野之中，每个人都在努力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为的似乎就是逃出这里。
我也不像以前那样高频率的出入校园了，偶尔出去，也是谨慎了许多。出去之前，我会仔细的观察有没有老师藏在那段矮墙的旁边，回来时，我也不会傻乎乎的贸然过来，而是在金川河对岸的沿着河堤走上一段，直到能看到矮墙后面有没有藏着人后，才会又折回来走回学校。简宁是不敢出去的，所以，我出去必然是大采购一般带回很多很多。我们继续着我们的生活，上课，自习，打牌，一日复着一日，招聘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非典似乎也只存在于报纸之上，至于这个城市，我们更是不用去关心，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没心没肺的享受着我们的快乐。毕竟，我们剩下的时间也不是太多。
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会再踢一场球，其中大部分都是和99届师兄们的告别赛，虽然我们平日联系不多，但也是同门，多少有些类似血缘那种的关系。那时的告别赛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送别的队伍要把告别的队伍开开心心的送出校园去，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适时的输几个球，虽然这有失体育竞技精神，但系里的传统就是在这几年中传承下来的。于是，在踢球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在前场故意的丢球，有时还会假摔一下自己，也会把那些必进的球踢向门柱或是直接踢出去。99届的师兄们也在无比压抑的就业环境下踢着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每次开赛之前，他们领队会半开玩笑似的说：“这也许就是最后一场了，承让啊。”在踢输了几个“最后一场”后，我们忽然觉得自己是被耍了一般，合计了一下，决定要真刀真枪的踢一场，之后再为他们继续放水。于是，在五月底的一场告别赛中，我们的主力悉数登场，拼抢铲断也是毫不留情，打的99届师兄们措手不及，很快就溃不成军，那一次的最终比分是6:1，我也在那场比赛中踢进了两个，而99届的那个进球还是因为我们那个心慈手软的门将友情演义了一把“黄油手”。踢完之后，师兄们不免有些垂头丧气，但大家还都是很友好的说说笑笑。那个曾姓的班长拍了怕我的肩膀说：“你们踢的不错啊，下周咱们再来一场，真的最后一场哟。”我爽快的答应了。可是5月才过，非典的禁令就解除了，99届的毕业生们如同飞出笼子的鸟儿一样全都散播开去，往返奔波于各省各市的招聘会，似乎是要把那些失去的机会重新再找回来。就这样，一直到了毕业，他们竟再也没有凑齐过一支队伍来踢那“最后一场”的告别赛，那场“6：1”的比分竟然成了告别赛的绝唱，我们因此多少都有些内疚。
记得刚解除封校时，校园在一夜之间风气大变，毫无过度的就一下子回到了封校之前的样子，教室开始变得冷清，校外的网吧又开始乌烟瘴气，小饭店又开始顾客盈门，老板们像看见了亲人似的欢迎这些久未谋面的老主顾。在等待了长长的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又走了出来，换了换空气，觉得舒服了很多，至少没有了那种压抑。简宁说想去爬山散散心，昔日的众牌友也都义不容辞的跟风而去，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就那样出发了。一路之上，我们总是忍不住不断的张望，寻找着一个月以来的变化，但是什么都没有变，只有那路边的大树长得更加茂盛了。我们有说有笑，优哉游哉之间就到了紫金山。看见那个小山，每个人又都变得神清气爽起来，我们一口气就从山脚爬到了山顶，算算时间也只用了半个来小时。山中的空气要比校园清新很多，其中也许有了很多的心理因素。非典的压抑使很多人都忘记了呼吸，所有的人都在瞪大眼睛看着那些报纸上的数据的变化，生活在惶恐之中不知不觉就陷入了一潭死水。虽然我们在那有限的空间里寻找着有限的快乐，但心中似乎都悬着那么一块石头，每个人都在或多或少的担心着非典的蔓延会不会灭绝全人类。现在终于结束了，虽然非典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相关的对策已经相继出台，封闭的生活也走到了尽头。很多的人在爬到了山顶后都要不停的大吼几声，有男生，也有女生，有简宁，也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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